当委托人涉嫌诈骗罪、涉案金额数千万元时，当案件被列为重点督办案件、公安机关跨省抓捕数十人时，当委托人自己都没有信心、觉得十几年牢狱之灾不可避免时，作为他的辩护人，该怎么办？近期，金道嘉兴分所的朱凯律师在代理某刑事案件过程中，就遇到了这些难题。面对难题，朱律师以其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最终为委托人争取到缓刑的结果。

程某等三位亲兄弟在外省某地开公司，长期从事摩托车销售业务，生意一直不温不火。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程某发现，年轻人对于购买摩托车的热情逐渐高涨，但很多年轻人因为资金短缺，对总价一万余元的摩托车望而却步。

一次偶然的机会，程某得知了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发布商业广告推销摩托车，通过短视频平台引流，宣称公司可以帮助买家办理贷款购车，以缓解资金压力。

潜在客户通过网络咨询时，工作人员按照话术，让其对贷款问题放心，诱使其先支付定金1000元，并记录其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用于办理贷款。随即，工作人员让客户立马签署电子合同，合同中载明“客户不按时支付尾款的，定金不予退还”。

过几天告知客户，由于客户的征信有问题，无法办理贷款（实际上，程某等人并没有帮助联系贷款平台）。此时客户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短期内支付尾款，公司安排发货；要么不支付尾款，公司不退定金。

客户如果付清尾款，公司就通知供应商发货；客户如果要求退款，工作人员就按照话术，称根据合同约定不能退还定金；如果客户一再坚持退款，则采用拖延等办法；实在不行，就退还部分定金乃至全部定金。

采用上述商业模式后，公司的成交量、营业收入均大幅上升。不到一年时间，交纳定金的客户将近2万人，收取的定金金额1000余万元。程某等人又开设了两家分公司，采用相同模式经营，共聘请员工近百人。在程某等人看来，其只是采用了一种新的营销方式，所谓帮助办理贷款只是一种托词，目的是让客户因为有了“沉没成本”而继续支付尾款，从而促成交易，全然不知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

最终，因为有客户报警，A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刑事立案，对程某三兄弟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诈骗罪的认定，对程某一家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由于三兄弟都是公司股东，平时在公司各负责一块工作，所以无法区分主从犯。也就是说，如果侦查机关认定的事实成立，三兄弟都将面临十年以上的刑期。

2023年9月，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程某辗转找到朱凯律师，寻求法律帮助。

尽管程某在侦查阶段已被取保候审，但他自己知道，前景不容乐观：本案是公安机关挂牌督办案件，A市公安机关为此案投入了大量的办案力量，将三家公司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同时抓捕到案，又先后找到数百位被害人调查取证。起诉意见书中，办案单位根据公司的银行转账流水，认为每一笔交易都是诈骗，从而认定程某等人的诈骗金额共计1000多万元。

朱律师在与程某的洽谈过程中，注意到一个细节：程某称，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客户补齐尾款，以赚取更高的利润。客观上，确实有很多客户补齐了尾款，公司也实际安排了上游供应商直接发货给客户。也就是说，公司与客户之间存在大量的真实交易，这部分客户交纳的定金实际已经抵充了货款。因此，程某的上述说法，能不能得到其他证据印证，成了本案辩护的关键之处。

接受委托后，朱律师立即申请查阅了案卷材料。经过仔细阅卷发现，卷宗中有上游供货商B、C的证言，表明程某等人确实委托B、C直接向补齐尾款的客户发货。B还提供了完整的发货记录清单，先后发货4500余单。至此，程某的上述辩解已经得到相关证据的印证，公司仅通过一个供应商就发生了4500余单真实交易。

据此，朱律师就起诉意见书的犯罪金额认定方式，向检察机关提出了异议。朱律师认为：

在案证据已经证明程某等人与客户之间存在大量的真实交易，并不是每一笔1000元的定金都是被骗的。所以，根据银行转账流水认定诈骗金额的做法是错误的。

根据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有被害人明确表示自己被骗，且后续未再支付尾款，才能认定其被骗了定金。

按照诈骗罪犯罪金额的一般认定规则，程某等人在案发之前已经退还给客户的定金部分，应当从犯罪金额中予以扣减。

第一份律师意见书交给检察官后不久，案件就进入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阶段。一个月后，案件再次移送审查起诉。这次，侦查机关变更了起诉意见书，根据在案的80余名被害人的陈述、转账记录等证据，扣减了案发前已退还被害人的金额，最终认定程某等人的诈骗金额为8.7万元。辩护意见被完全采纳，程某等人的犯罪金额和面临的刑期都得以大幅下降，这让程某和朱律师都松了一口气。

初战告捷后，律师辩护的脚步仍未停止。经过对案情的仔细分析，朱律师发现，本案定性为诈骗罪并不准确，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具体而言：

本案中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程某与各被害人本不相识，双方通过网络渠道，经过磋商，达成了买卖摩托车的合意，建立了双务、有偿的买卖合同关系。

各被害人被骗是基于对合同关系的信赖。正是因为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各被害人才向程某等人支付定金，该行为的性质是履行合同义务。程某等人也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通过诱使对方履行合同义务、己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方式，才最终完成犯罪闭环。

本案侵害的法益主要是市场交易秩序。程某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模式，其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而且破坏了摩托车买卖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被害人发现被骗后，大多也是通过要求退定金、解除合同关系的方式，企图恢复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基于以上理由，朱律师又向检察机关提交了第二份律师意见书，就本案的定性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还提交了载有类似判例的案例检索报告。这份意见提交后，案件又进入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很长时间内，检察机关都没有作出正式结论，程某和朱律师的心又悬了很久。

直到2024年4月，在本案第三次审查起诉即将届满之时，检察机关采纳了辩护人关于定性的意见。鉴于程某有坦白、主动退赃等从轻情节，经过与辩护人协商，检察机关提出了以合同诈骗罪判处程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在朱律师的见证下，程某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案件正式起诉到A市法院。最终，法院采纳了量刑建议，程某被适用缓刑。

本案从当事人可能面临十几年刑期，到最终被适用缓刑，就效果而言，可谓是很成功。成功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秘诀？在朱律师看来，每一个刑事案件的辩护，都必须贯彻四个字：据理力争。

任何一个案件的辩护，都必须“据理”。只有找到充足的“理”，才能为辩护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辩护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理”，包括法理、情理、事理。具体而言，它可以是一份证据、一个事实、一种观点，有时就存在于卷宗之中。凡是有利于当事人的因素，都可以作为“理”。作为辩护人，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要善于从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抽丝剥茧，直击要害。例如本案中，程某等人与客户之间存在大量的真实交易，就是一个关键事实。本案的定性应该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存在不同的观点。怎样才能找到“理”、实现“据”？没有万能的公式，需要律师深入到个案中，去仔细探究。有的案件中，可能律师竭尽所能，也找不到足以影响全案大势的“理”，但如果律师已经“据理”拼尽全力了，那就没有遗憾了。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是律师的职责所在，所以“争”在所难免。尤其在刑事案件中，律师面对的是公安、检察等公权力机关，“争”就显得弥足珍贵。唯有“争”，才能体现律师的价值。当然，可能“争”的结果会不理想，但“争”本身就表明了律师的一种态度。当然，为了取得较好的效果，“争”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要“力争”。例如本案中，辩护人一开始的主攻方面就是犯罪金额的计算方式，而没有提及案件定性的问题。原因在于，辩护人了解，如果犯罪金额降不下来，不管定哪个罪名，对当事人的量刑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辩护人一开始就全面、充分地剖析了起诉意见书中数额计算方式的错误，争取数额计算方式的改变。在犯罪金额大幅下降后，再就定性提出异议，以求量刑进一步下降。实际办案的过程中，“争”的方式多种多样，律师只有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斗争策略，才能实现“力争”。

总之，唯有据理力争，方能不负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