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苦旅》书摘（上）　　说来惭愧，真正静下心来拜读余秋雨教授所著系列性文化散文《文化苦旅》，已是我退休之后。时值浙江省金道律师事务所为加强律所文化建设而筹建金道图书室，全所上下无不踊跃捐献，所捐书目以法律类居多，但也不乏政治、文艺、随笔类图书。余教授的《文化苦旅》就缘钱雪慧律师的捐赠而不期而至。余秋雨教授，不愧是新中国的文化名人。《文化苦旅》只是其书海一滴、书林一束。本书中，无论是描述大漠荒荒黄河文明盛衰历史苍凉之感的《道士塔》《阳关雪》，还是那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神形俱佳的《白发苏州》、《江南小镇》，都是那么地吸引人，使你不忍卒读。然而，最撼我心魄的，还是大师那凭借文中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的不倦追索，并由此心生的揭示中国文化巨大内涵的哲理思辩。请允许我凭个人喜好，将深蕴于《文化苦旅》中的哲理思辩挖掘摘录于此，供你一览。
（一）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话，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　　我想，连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人生回忆会给它增添声色和情致，但它终究还是要以自己的漫长来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线条来勾勒出人生的局限。———摘自《自序》
（二）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摘自《道士塔》
（三）　　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摘自《莫高窟》
（四）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在欧州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甦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摘自《阳关雪》
（五）　　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贴着大地，潜伏在深谷。　　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惟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摘自《沙原隐泉》
（六）　　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摘自《柳侯祠》
（七）　　依我看，神秘的太极图，就象一个涡卷万物的洞口。一阴一阳呈旋转形，什么都旋得进去。太极图是无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遗留，人类有文字才数千年，而在无文字的天地里却摸索了数十万年。再笨，再傻，数十万年的摸索也够凝结成至高的智慧。———摘自《白莲洞》
（八）　　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通情达理、可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摘自《都江堰》
（九）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　　这里透露了一个民族的饥渴：他们本来应该拥有更多这样平静的早晨。　　人们在她身上倾注了最瑰丽的传说，好像下决心让她汲足世间的至美，好与自然精灵们争胜。说她帮助大禹治过水，说她夜夜与楚襄王幽会，说她在行走时有环珮鸣响，说她云雨归来时浑身异香。但是，传说归传说，她毕竟只是巨石一柱，险峰一座，只是自然力对人类的一个幽默安慰。　　三峡，注定是一个不安宁的渊薮。———摘自《三峡》
（十）　　于是，浩淼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其实，谁都是渺小的，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那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作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摘自《洞庭一角》
（十一）　　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　　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大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　　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摘自《庐山》
（十二）　　他们在祭天地、日月、山川、祖宗，空间限度和时间限度都极其广阔，祠堂的围墙形同虚设。———摘自《贵池傩》
（十三）　　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的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摘自《青云谱随想》
（十四）　　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贴着历史定一定情怀。……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　　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当时的苏州十分沉静，但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无数厚实的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固执，使苏州保存了风韵的核心。———摘自《白发苏州》
（十五）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衰草茂树更有隐藏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我看来，江南小镇是既疏淡官场名利又深明人世大义的，平日只是按兵不动罢了，其实就连在石桥边栏上闲坐的老汉都对社会时事具有洞幽悉微的评判能力，真是遇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江南小镇历来都不麻木。———摘自《江南小镇》
（十六）　　我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华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间，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文学大师的厚爱？　　很可能是它曾经有过的宗教气氛。……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　　也可能是它所蕴含的某种历史魅力。　　当然，还会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来，首要条件还是它的自然风景。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生故园感和归宿感，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进。天柱山的盛衰升沉，无疑已触及到这个哲学和人类学的本原性问题。———摘自《寂莫天柱山》
（十七）　　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　　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摘自《风雨天一阁》
（十八）　　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物馆，盛大到了缥缈。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游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　　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的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　　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　　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　　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摘自《西湖梦》
（十九）　　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思维和文字难于框范的部分。让它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远比抱着一部《康熙词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　　我想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坟近长江入海处，这或许正是它全部文思的一种凝聚，一种表征。　　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欲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摘自《狼山脚下》
（二十）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于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是徐光启第十六代孙的外孙女）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　　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　　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持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摘自《上海人》